第一、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犯非法经营罪的证据不足。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刘某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25条第3项关于“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

 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非法买卖外汇解释》）仅规定了四种行为属于《刑法》第225条第3项规定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一是使用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二是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三是非法为他人提供支票套现服务；四是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形。

 上诉人认为，根据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刘某等人实施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行为只可能属于“两高”《非法买卖外汇解释》的第二种和第四种情形，即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以及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而本案现有证据中，虽然有刘某及同案人员叶某、贾某等人在公安侦查阶段曾供认其虚构货物交易并分别通过关联公司和个人设立的多个银行账户套取资金的事实，但这仅仅是被告人的供述。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并没核查相关合同、货权转移入库凭证、货物出库凭证、涉外收入申报单、FDI入账登记表等相关凭证的真实性。仅仅凭被告人的供述就认定货物贸易是虚假的显然是草率了。同时也有相应证据可以证明叶某、贾某等人控制的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业务交易和正常资金收付等事实。既然如此，也就不存在所谓刘某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以及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可能性。因为资金结算是道格斯新公司进行的与刘某无关，刘某仅仅是将外商可直接投资的机会介绍给了香港XX公司。故一审法院以此为由指控刘某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证据不足。

 另外，外贸商营利模式根本不是通过买卖外汇，他们真正的营利模式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营利。只不过在做贸易的过程中，对方可能只能通过美元收付，那么此时外贸商在没有美元或者收到美元将美元换成人民币的过程中，为了省时，会进行换汇。而这里的换汇，虽然是经营行为其中的一环，但其目的是通过换汇后达成的贸易进行营利，而非是通过换汇人为抬高或降低汇率赚取汇率差进行牟利。因此，单纯非法兑换货币且并未通过换汇行为本身牟利的外贸商，是不构成非法买卖外汇的非法经营罪的。而本案中上诉人认为，XX公司汇入道XXX公司的600万美元实质上是一个招商引资的行为，把XX公司的外资引入国内。并不是非法买卖外汇，不符合“两高”关于《非法买卖外汇解释》的规定。

 第二、一审法院认定刘某的非法获利证据不足，金额错误。

 一审法院依据四川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认定被告人刘某非法获利金额依照非法买卖外汇总量的9‰计算，非法获利为人民币173万余元。

 但从现有证据来看：1.被告人刘某在到案之初确实承认过获取9‰这个比例，但之后又多次供称可获取5‰这个比例，最后又承认了其总共获取人民币200万元，前后出现反复。而同案人员刘某2到案后始终供认，刘某是按5‰这个比例。2.刘某还供称4‰这个比例；有时是2‰或2.5‰这个比例。而叶某、贾某等人的供述印证了刘某的上述供述，且叶某还证实，600万美元外币，但只给了刘某15万元人民币，而这15万也未进刘某的账，是进入了XX公司指定的账户，这个比例低于5‰。

 上诉人认为：1.就被告人刘某的获利金额问题，无论刘某如何供述，现除了其关于按5‰的供述得到过同案人员刘某2的印证外，其余供述均无法得到证实，均系孤证。由此可见，一审法院以刘某非法买卖外汇总量的9‰比例指控刘某非法获利人民币173万余元，既缺乏依据，也与客观事实不符。2.这个5‰的比例其实质是XX公司招商引资给到XXX公司后所获的补贴。刘某与叶某、贾某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公司并未资金上的往来。

 第三、XX公司汇入XXX公司的600万美元后的结算行为与刘某无关。

 刘某并不清楚600万元到达XXX公司后是通过何种方式结算成人民币的。因此也就不存在所谓刘某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以及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可能性。

 综上所述，上诉人认为一审法院认定刘某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证据不足，无法认定其构成本罪。希望二审法院充分考虑上诉人在本案中所处的地位及作用，在查明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后，依法对上诉人作出客观、公正、合理的裁判，维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公诉人刘某犯非法经营罪的证据不足。

 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刘某的行为触犯了我国《刑法》第225条第3项关于“违反国家规定，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规定，构成非法经营罪。经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非法买卖外汇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非法买卖外汇解释》）仅规定了四种行为属于《刑法》第225条第3项规定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一是使用受理终端或者网络支付接口等方法，以虚构交易、虚开价格、交易退款等非法方式向指定付款方支付货币资金；二是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三是非法为他人提供支票套现服务；四是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情形。

 辩护人认为，根据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证据，刘某等人实施的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行为只可能属于“两高”《非法买卖外汇解释》的第二种和第四种情形，即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以及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而本案现有证据中，虽然有公诉机关提供的刘某及同案人员叶某、贾某等人在公安侦查阶段曾供认其虚构货物交易并分别通过关联公司和个人设立的多个银行账户套取资金的事实，但这仅仅是被告人的供述。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并没核查相关合同、货权转移入库凭证、货物出库凭证、涉外收入申报单、FDI入账登记表等相关凭证的真实性。仅仅凭被告人的供述就认定货物贸易是虚假的显然是草率了。同时也有相应证据可以证明叶某、贾某等人控制的公司之间存在真实业务交易和正常资金收付等事实。既然如此，也就不存在所谓刘某非法为他人提供单位银行结算账户套现或者单位银行结算账户转个人账户服务，以及其他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可能性。因为资金结算是XXX公司进行的与刘某无关，刘某仅仅是将外商可直接投资的机会介绍给了香港XX公司。故公诉机关以此为由指控刘某构成非法经营罪的证据不足。

 另外，外贸商营利模式根本不是通过买卖外汇，他们真正的营利模式是通过国际贸易进行营利。只不过在做贸易的过程中，对方可能只能通过美元收付，那么此时外贸商在没有美元或者收到美元将美元换成人民币的过程中，为了省时，会进行换汇。而这里的换汇，虽然是经营行为其中的一环，但其目的是通过换汇后达成的贸易进行营利，而非是通过换汇人为抬高或降低汇率赚取汇率差进行牟利。因此，单纯非法兑换货币且并未通过换汇行为本身牟利的外贸商，是不构成非法买卖外汇的非法经营罪的。而本案中辩护人认为，香港XX公司汇入XXX公司的600万美元实质上是一个招商引资的行为，把XX公司的外资引入国内。并不是非法买卖外汇，不符合“两高”关于《非法买卖外汇解释》的规定。

 第五、公诉机关指控刘某的非法获利证据不足，金额错误。

 公诉机关依据四川经纬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司法会计鉴定意见书》，指控被告人刘某非法获利金额依照非法买卖外汇总量的9‰计算，非法获利为人民币173万余元。

 但从现有证据来看：1．被告人刘某在到案之初确实承认过获取9‰这个比例，但之后又多次供称可获取5‰这个比例，最后又承认了其总共获取人民币200万元，前后出现反复。而同案人员刘某2到案后始终供认，刘某是按5‰这个比例。2．刘某还供称4‰这个比例；有时是2‰或2.5‰这个比例。而叶某、贾某等人的供述印证了刘某的上述供述，且叶某还证实，600万美元外币，但只给了刘某15万元人民币，而这15万也未进刘某的账，是进入了xx公司指定的账户，这个比例低于5‰。

 辩护人认为：1．就被告人刘某的获利金额问题，无论刘某如何供述，现除了其关于按5‰的供述得到过同案人员刘某2的印证外，其余供述均无法得到证实，均系孤证。由此可见，公诉机关以刘某非法买卖外汇总量的9‰比例指控刘某非法获利人民币173万余元，既缺乏依据，也与客观事实不符。2．这个5‰的比例其实质是XX公司招商引资给XXX公司后所获的补贴。刘某与叶某、贾某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公司并未资金上的往来。